访问量:81540

 

(《汤显祖戏剧全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汪榕培①教授生前系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典籍英译专家。笔者有幸就典籍英译问题对汪教授进行了专访。首先,汪榕培教授反思了自身的典籍英译实践,强调选材上与译者“本色”接近,读者定位为“广受众”,间接论及译本经典化所涉因素。其次,对典籍英译的途径与策略做出了剖析,质疑强弱势文化的经济判定依据,进而提出应辩证看待逆向文化翻译,同时提醒译者做出适当的文化协调。最后,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指出典籍英译学科建设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呼吁典籍翻译同传媒合作,翻译研究重视翻译实践,挖掘中华文化魅力来助力中华文化传播。

 

 

典 籍 英 译 与 中 国 文 化“走 出 去”

——汪榕培教授访谈录

班 柏

 

《英译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陶渊明英译凸显汪榕培诗歌翻译成就,老子、庄子、墨子英译彰显其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翻译成就。两者之外,汪老还翻译了大量戏曲和地方文化典籍,如《吴歌精华》《评弹精华》《昆曲精华》《苏剧精华》等。《大中华文库》收录汪老8部译作,足见其涉足典籍英译之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汪教授18年如一日,坚持完成了《英译汤显祖戏剧全集》;其间,还带领和培养了一批专注典籍英译的博士、学者。

 

1.0 翻译选题、受众定位与翻译心得

班柏(以下简称班):汪老师,您耗费多年心血译就的《英译汤显祖戏剧全集》于2014年8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您能否回顾一下多年以来自己的典籍英译道路?从《道德经》(1991),再到陶诗、明代戏曲、昆曲的英译,其间有何心路历程?遵循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汪榕培(以下简称汪):我本人对道家思想比较感兴趣,对玄学三本经典著作《老子》《庄子》《周易》都进行了翻译。我本人属于“本色译者”(霍跃红, 2005: 68-71),大多选择和自己性情、爱好相近的作家作品来翻译。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受众可分为“广受众”和“窄受众”,您的译作受众群体是怎样定位的?

汪:我的译作读者定位在“广受众”上;James Legge的译本基本定位在“窄受众”上,主要为学术研究者所使用。我的译著读者对象为西方的一般读者,并不意在专门给中国读者学习、研究,否则翻译将失去意义。译著意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至于翻译教材如何选用,则应另当别论。两者之间并无好坏之分,是译者的一种意图定向。收录在《大中华文库》中的译作海外发行总量并不多,原因在于读者接受有一定的偏向。如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译作也推向了海外,但西方读者读霍克斯的译本偏多。个中缘由至少有二:一为中西译者的思维差异所致,以中国人的方式阐释相对而言不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在语言的生动性上,中国译者有可能不及西方译者。要想及时跟上语言的发展变化,非本民族语言使用者显然不及本民族语言使用者。在此意义上,译入语应为译者母语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其译文生动性和时效性都有可能做得更好。从传播的角度看,译作还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如高尔基的《海燕》,戈宝权译本入选初中语文教材,经典化程度较瞿秋白译本要高。多个因素促成了译本的经典化,比如译本诞生的时间较早,或者译本比较权威。当然,还有译本文字表达、读者接受等方面的因素。

班:您翻译了道家经典老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歌、建安风骨三曹诗,这些是您的爱好秉性所致,还是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缘故所致?听说您年轻时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伟愿,您是不是在借助古典文学翻译圆您青年时代的梦?这是否也说明了诗人译诗大体上是可行的,也是译诗的一个基本要求?

汪:古典文学翻译的确是圆了我自幼以来的文学梦想。之所以未能从事文学创作,其一,我的感性思维活跃程度不及理性思维。其二,受到时代影响,秉持求稳心理,不愿做过多冒险。

诗人译诗原则上来说,应当如此。译诗和写诗有类似的地方,但译诗受到原作的限制,不可能像写诗那样自由,这也是译者常常会选择与自己思想相近的作品翻译的原因。诗歌翻译中的情感,首先要打动译者,然后才可能打动读者。文本类型之中有叙事文本、抒情文本等,诗歌属于抒情文本,且诗歌抒情要有其特殊的诗体形式。押韵、音节数、美感、长短音都是译者需要考量的形式因素。和应用文的信息传递不同,诗歌翻译要传递感情,包括其中的美感。诗歌的情感传达是计算机翻译难以做到的。诗歌描写的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感情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仅凭文字的对应是难以把握这种复杂关系的。

班:从读者的角度,您避开了唐以后的文人诗,因其同“世界各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和思维方式还有一定隔阂”(汪榕培, 2012: 3)。您能否就《诗经》至魏晋南北朝诗歌翻译的接受效果谈谈?

汪:《诗经》为四言诗,魏晋以五言为主,七言较少。五言诗变成五音步抑扬格相对容易,唐诗则特别讲究炼字,而且七言表达的丰富思想内涵要容纳在10个音节之内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相当一部分是力不从心的。这是语言形式差异的必然结果。以“月落乌啼霜满天”为例,该句涉及7个概念,对应的译文不仅包含概念的表达,还时常包含助动词、冠词等等,组合起来音节要想控制在10个之内,实属不易。这也是庞德不得不采用“意象并置”、部分译者将一行诗改为两行的根本原因。《诗经》到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相对容易做到形式的接近。

班:您在翻译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时套用了商籁体的英诗韵式,您能否就汉诗英译用韵方面谈谈您的见解?

汪:该诗英译的用韵实属偶然,该诗刚好14行,结构也恰好能套用商籁体。其实,古诗套用商籁体是很困难的。首先,中文的十四行诗本身就很少,倒是“AABB”“ABAB”“ABBA”等韵式更为常见。一般来说,“ABAB”是首选韵式,当然,若求省事,“AABB”更容易些。具体来讲,就是以文字的具体内容能不能找到合适的韵为依据来变化韵式。英语本身即以iambic(抑扬格)为其声调标准,汉诗英译还是比较容易做到iambic的。英文诗最常用五音步抑扬格,中文古诗则以四绝、五绝、七绝②为主,其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五绝译成五音步抑扬格较为容易做到;七绝也应使用五音步抑扬格,因为英文诗歌一般不超过五音步;四绝一般译为四音步抑扬格,个别也用三音步,因为英语民歌体中三音步和四音步是交替使用的。英文诗歌无法做到方块字的整齐划一,因此只能做到音节数相同。

 

2.0 典籍英译:途径与策略

班:廖七一教授指出典籍英译必须考虑文化势差和典籍功能(廖七一, 2012:4),先谈谈第一方面,如何实现我国典籍从弱势文化圈逆势传播至强势的欧美文化圈,并为后者所接受?

汪: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判断不能仅靠经济的强弱来判断,中华文化不强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全世界的重要作品都要翻译成英文,反映了英美文化的主导地位。但英美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不一定感兴趣。我们能做到的是,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打好基础,首先将文本翻译过去。其次,翻译的选题上,要将蕴含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文本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率先译介过去。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工作十分欠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理雅各的译作拿到今天来读,终究还是有些许不舒服,理解上也可能有一定障碍。从这个意义上,经典作品应“常译常新”,不可能一劳永逸。

班:继续深化以上问题,强势文化中,翻译被边缘化,其译文“可接受性优于充分性”,“维护或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以传统或保守策略为主”(廖七一, 2012:5),您在译文可接受性上做出了何种尝试?能否结合您的实践对此观点加以评述?

汪:一般认为,译者应将外国作品译成本国语言,否则便是“逆向翻译”。该立场的出发点即在可接受性上。翻译不能不考虑读者,以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为例,他不时将莫言作品以西方的思维方式进行重新阐释,甚至做出过将作品结局改换的尝试,译者这种为适应西方读者而做出的改变还得到了莫言本人的认可,进而据此修订了自己的原作。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可见一斑。句法方面也是一样,汉语的“因为……所以……”转换到英语中,“because”常放在整个句子的后半部分来复述已经发生的事件。接受方面的变通,至少要考虑两方面,其一,不能偏离原义太远;其二,对两种语言和文化都要十分熟悉。把握这两种基本准则能从读者的角度感知译作的好与坏,进而选择最切合的方式来进行翻译,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同译入语读者进行交流。交流的过程之中,的确存在一个妥协与调整的问题。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既要能进入源语作品的文化世界,又要考虑译入语文化的读者能否接受。另外,编辑的权力话语也不可忽视,仍以葛浩文为例,他在翻译莫言作品的时候,有时并未对原文做任何改动,而是编辑做出了改动。

班:作为一种逆向文化流动,典籍英译“必须经过现代诠释”,“不可避免出现误读和变形”,“表现形式以归化为主”(廖七一, 2012:5),这种提法您是否同意?强势文化的读者更倾向于“归化、流畅的译著”,您的译文是否做出了某种文化协调?

汪:从某个角度来讲,廖老师的前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的处理方法是,在我认为原文的表达方式在译入语文化可以接受时,则尽量保留原文的样式。若是译文为西方思维所难以接受,容易造成误解,或者让读者感觉拗口,此时则尽量变通。调整是翻译任何一部作品都不能避免的,意译的成分是必然存在的。意译虽然表述上有所变通,仍然要“达意”。《诗·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这里的“柔荑”、“蛾眉”直译过去,美人的形象会消失不见,对这些比喻的传译就要变通,意象(image)的翻译时常如此。偶尔,原文意象在译入语文化中不存在,但其新奇程度有可能为读者所接受,如“armed to the teeth(武装到牙齿)”就已为国人所接受,此时意象就可保留。

班:典籍的文本功能有参考(referential)、权威(authoritative)或是呼唤(vocative),您是如何定位自己译文的文本功能的?

汪:我给译本功能的定位是向西方读者传播、介绍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典籍的“原貌”——尽管“原貌”是不可企及的,但译者就是在这样的悖论语境下翻译作品的。总的来说,中国典籍译介到西方,其读者群相对不大。一方面,中国的典籍,国内的读者群也是有限的,和现代人的思维已经产生了较大距离,国人接受尚难普及,国外的受众群体也可想见。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要使中国的经典文本至少能够有可供西方读者阅读的译本。引起西方兴趣的,必然会传开,否则,译本也就终归将成为所谓的“文化遗产”。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翻译之功不可埋没。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就是在不断被解读、被翻译、被误解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进而获得新的生命、延续下来的。以《荷马史诗》为例,从第一次被翻译到现代的翻译,其间出现误读是必然之事,因为“作者死了”,作者本意难于推断,且不同时代的不同阐释过程自然夹杂着不同程度的误读。阐释过程中的难点,往往也为译者带来新的契机。我在翻译实践之中,也遇到不少难点,所谓佳句往往是冥思苦想后不期而遇的偶得。没有难点的作品,翻译起来往往也难觅佳译,译者的特色也就难以凸显。译者遇到的困难越大,往往越有可能产生更上乘之作。

班:有批评说中国的文化典籍缺乏“亲和力、吸引力和融合力”,呈现一种“难以言喻的‘衰势’”(蒋丰, 2010),你觉得典籍英译是否应在选题上有所调整?

汪:所有优秀的典籍作品都应得到翻译,典籍英译的选题涉及三个方面:其一,典籍英译存在一个“补缺”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求新解”的问题;再有就是求文字的“美”。“美”的问题比较复杂,原文不美,译文还要美吗?“同原文竞赛”也未必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典籍英译除了要“常译常新”,更多的精力还是要放在没有被译介到西方的文本上来。我后期翻译的大部分戏剧就属于首次译成英文,姑苏文化的翻译更是如此。

班:廖七一(2012:7)提及典籍功能方面,指出面对社会科学典籍宜求善(“教化”),人文学科宜求美(“怡情”)、自然科学宜求真(“认识”),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汪:对于经典的自身价值与功能要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诗歌的翻译在人文学科之中,应有不同的翻译途径,体现出文学作品的特异性。典籍英译的选题方面已经有较大的拓展,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也引起了译者的重视,如王义静翻译了《天工开物》,姜欣、姜怡翻译了《茶经 续茶经》。《中国典籍英译》教材之中原来只包括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四部分内容,修订版我们打算加入科学典籍英译部分。还有史料等诸多领域的经典等待新的译者开拓。湖南人民出版社曾邀请我来翻译《史记》,当时刚好我翻译完成了《诗经》,思虑再三,最终我选择了做戏剧的翻译,前后花了18年时间,完成了汤显祖的5部剧作。主要考虑的是篇幅问题,恐怕余生难以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再者,我从小就喜欢戏剧,人物对白时常趣味横生,故事情节又充满喜怒哀乐,译来颇多兴致。我多年以前就提出应当有组织、有规划、分批次地输出中国经典。问题之一是,当下集体翻译也有其自身的困境。杨宪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集体的要求从事翻译,而今时代语境发生了极大的变迁,繁重的翻译任务加上微薄的收入也造成了译者积极性的削减。不过这方面的努力还是在进行,近闻许渊冲已开始牵头翻译整部《史记》。

班:您认为典籍英译的主体——本土译者、外来译者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各自具有何等优势与不足?中外合译是否更佳?

汪:不同译者对译著会有不同的认识,本土译者和外来译者均以各自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原作。本土译者相对而言更容易贴近作品想要表达的概念,有可能对原文理解得更深、更透,但表达上可能未必像西方译者那样流畅,接受性上自然也有所差别。但还应当看到,国人之翻译未必不如西方译者之翻译,西方译者之翻译也未必劣于国人之翻译。至于中外合译,也有其自身的问题。杨宪益、戴乃迭合译中国典籍、王守义和诺弗尔(John Knoepfle)合译唐诗,其中后者主要负责“润笔”,王韬在墨海书馆也是为传教士译书做润色工作,但润色不免有偏离原文之时。我的第一部译著《老子》是同William Puffenberger合作的,翻译过程中就出现了类似问题。Puffenberger还将此译本用作美国学生使用之教材。为此,从第二本译著始,我放弃了这种模式。文学作品从本质上说,属于个体劳动,其合作相对困难。作品之创见常常是个人的,协商讨论式的创作不易创新。翻译同创作一样,也是个体的创造性劳动,需要个体的主见、个体风格。高鹗续写曹雪芹的《红楼梦》、霍克斯和女婿闵福德合译的《红楼梦》,都不能做到严丝合缝。外国流行小说的汉译,常采用分工合作的方式,该模式面临同样的问题。最终合稿的常是中文编辑,其流畅性得到了保证,但译文充分性则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合作翻译之中,仍然要以一个个体的意见为主导,以保证作品的完整性。否则,只能产生拼凑的作品,其中问题会较多。

 

3.0 典籍英译学科建设

班:您在2013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第28届学术年会上说,您正在翻译百本折子戏和昆曲字幕,能不能谈谈这两项工作的意义?这是否表明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并同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悖论趋势一致?

汪:这两项工作都十分切合当下中国文化传播的实际需求。越来越多的外国受众首先是选择看戏,而不是通过阅读文学文本来体悟中国文化。中国剧场接待的外国来宾日益增多,剧团也时常出国演出来传播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案头本越来越有必要改为演出本,字幕翻译的作用也就相应凸显出来。尽管字幕翻译对于高校的研究者来说,并不算科研成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还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尽量做好相关工作。这些折子戏和昆曲引发了西方受众的兴趣,其原因洽洽在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些都是基础工作,通过一代、两代人的努力,形成全部戏曲演出的字幕稿库,必将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的本土文化。

班:您的翻译实践往往伴随理论提升,如您翻译《牡丹亭》,对其中的古代官职翻译加以整理发表(汪榕培, 2005),能不能说说您是怎样结合实践进行翻译研究,做到“翻研相长”的?

汪:文学作品有时是借古谈今,翻译官称的时候有时不能迷信原著。以《牡丹亭》为例,故事发生在宋代,其官称有的在宋代还没建制,一部分迟至明代才出现。官称在各个朝代的更迭中有时会发生较大改变,如“宰相”“左平章”“右平章”等称谓。同一个名称在朝代更迭后其意指也有所改变,尚有一些无可考证的官称。明代和宋代都有的官称以哪个解释为准也是个问题。再者,原作中的官称名不副实也是有的,这些都给翻译带来困难。目前中文官称英译的专著还未见出版。翻译古代官称时,一定要搞清其职责范围,再译成相应英文,如“太尉”实际就是元帅,而像某某将军这类,是虚职,可译为“General of ...”。

翻研结合则要从2002年以后说起。应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大学之邀,我开始教授翻译理论,并比较系统地开展翻译研究。这和国家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势也有关系。至于翻译理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翻译实践有帮助的,但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翻译理论都针对实践,一部分理论要加深对翻译自身的认识。从哲学的高度思考翻译的本质等问题也是相当必要的。直译、意译的论争就使我明白没有哪位译者就是直译派或者就是意译派,译者终究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体,只不过有所偏向而已。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搞翻译理论的研究者要做翻译实践,否则容易流于空谈。从事翻译实践者,则要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之上。

班:您在典籍英译方面指导了大量博士生,您能不能谈谈您的博士都在哪些典籍领域有所开拓,为典籍英译做出了怎样的尝试?

汪:我指导的博士生之中,已经有5至6人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至于省部级项目,几乎全部都已获得。他们有所成就和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环境有关。当然,他们的成绩是毕业以后坚持在既有选题的基础上开拓的结果。为此,一定要在读博士期间选定、选好研究的领域,无论是古典诗歌、戏剧还是自然科学典籍的英译,都应朝着既定研究方向不断努力,才能期冀有所收获。以此为思路,我带的博士生翻译的《茶经 续茶经》,填补了科学典籍外译的一个空白,黄中习博士的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也是一个特色。

班:您提到谭盾曾在1998年为歌剧《牡丹亭》作曲,他将东西方、古典现代、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揉合的风格在欧美引起震动。您是如何看待典籍外译同传媒的关系的?

汪:用好的剧本作为原型,通过多种传媒手段将经典传播出去,这是世界通行的做法。莎士比亚传播至中国以来已经有京剧表演的《李尔王》、越剧表演的《哈姆雷特》、黄梅戏表演的《无事生非》等。典籍外译欢迎传媒与之互动。戏剧翻译有三种形式:文本翻译、字幕翻译和舞台演出翻译。舞台演出翻译尤其要注重表演效果,它不仅是page to page(文本到文本),而且是page to stage(文本到舞台)。要想使中国的戏曲译成英文,并用英文来演出,其间还有一段蛮长的路要走。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尝试,杨百翰大学夏威夷分校(Brigham Young University-Hawaii Campus)曾用英文演出京剧《凤还巢》。我看过地方戏曲演出的莎剧,剧中李尔王身着古代番邦的服饰,改编借鉴了越剧《沙漠王子》中的造型艺术,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我也听过孙毓敏用英文唱的《苏三起解》,非常别扭。典籍英译如何切合表演艺术,还有很多课题要做。

班:您在20年前就呼吁建立典籍英译研究会和联络组织,目前这方面的进展如何?

汪:2002年全国典籍英译研究会正式成立,2011年更名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参加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的人数日渐攀升,研究队伍呈年轻化态势,以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为主。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展,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是满族、赫哲族等民族典籍英译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仅大连民族学院就已完成了两部少数民族典籍的英译本。汉族典籍也从最初的古典文献发展到古典诗歌、散文、戏剧,进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所开拓。典籍英译的发展势头迅猛,相当一批硕博士研究生加入了研究队伍,也给典籍英译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有一批国外的学者关注汉学,更确切地说是“China Studies”。研究范围也从古典作品转向了现代作品,《狼图腾》《尘埃落定》《长恨歌》等的译介也都引起了西方的关注。可见,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中国古典文化走向世界。

班:您对典籍英译可谓一往情深,能否展望一下典籍英译未来的发展趋势?

汪:我从事典籍英译的20几年时光也刚好是典籍英译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我本人非常看好典籍英译这门学科。回想第一本典籍译著《老子》出版之时,可谓困难重重,最后,辽宁大学出版社帮忙才出了这本书。《易经》英译本的出版也有类似的遭遇。这些年来,典籍英译的需求量变大了,出版的题材宽广许多。中国经济、军事领域的强大也势必带来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在世界这个地球村中,各种文化原本就应当相互交融,而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理应在地球村中占有一席之地。翻译工作者可谓任重道远,仍应不懈努力,让中华典籍的自身魅力大放光彩,借以在全世界吸引更多的关注。

 

【注释】

①汪榕培教授已于2017年9月11日去世。我们刊发此文,表达对汪先生的追思与景仰。

②结合汪榕培教授的诗歌翻译实践,此处及下文汪先生应欲指“四言?五言?七言”。

 

 

【参考文献】

[1] 霍跃红. 本色译者——汪榕培[J]. 中国翻译, 2005, (5):68-71.

[2] 蒋丰.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逊于日本? [N]. 环球时报, 2010-3-12.

[3] 廖七一. 文化典籍的外译与接受语境[J]. 东方翻译, 2012, (4):4-8.

[4] 汪榕培. 汤显祖的《邯郸记》及其英译[A]. 汪榕培, 李正栓(主编). 典籍英译研究 第一辑[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3-20.

[5] 汪榕培. 我和中国典籍英译[J]. 当代外语研究, 2012, (5):1-4.

 

(责任编辑:杨彬)

 

上一篇:跨文化视野与文学世界主义——蒋承勇教授访谈录

下一篇:胸怀国际视野,脚踏中国实际,提升理论自觉——王文斌教授访谈录


关于盗用《山东外语教学》名义收取稿件处理费的郑重声明

点击查看详情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