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屏教授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外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常务理事和秘书长以及《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主编。在本次访谈中，李维屏教授分享了他在外国文学史撰写与研究方面的心得。基于对国内外文学史发展状况的梳理，他阐述了当前我国外国文学史建构与重构的基本理念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分析了文学专史研究的学术内涵。他强调学术精神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学者应该重视学术范式创新，努力推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关于外国文学史建构与重构的思考
——李维屏教授访谈录
张 琳
张琳(以下简称张)：李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我们注意到，自2003年起您在文学史撰写方面进行了体系化的学术攻关，已陆续出版八部英美文学史研究专著。这些史作各具特色，富有分量，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反响，堪称一项大工程。那么，您致力于文学史研究和撰写的初衷是什么？文学史撰写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又是怎样？
李维屏(以下简称李)：感谢大家的关注，很乐意就外国文学史话题分享看法。我对文学史研究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在近二十年里对英美文学史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探索写作，希望抛砖引玉，对大家有所启发。
文学史撰写和文学研究分属两个范畴，但二者关系密切。文学史写作属于创造性的批评阐释，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一方面，文学研究必须立足合理的历史观念，对文学史关系有充分把握；另一方面，文学研究能启发和推动文学史写作的创新，为后者提供价值判断和理论指导。韦勒克对文学史的功能做过明确阐述，即融合外部与内部研究，采用通行的概念术语，概括作品、作者、文学时期或国别文学的特性，并进而探索文学整体的发展规律。它体现价值判断，注重对文学要素关系的研究，能将个体序列放在历史有机体中考察，并能反映文学创作演进的多样性和连续性。由此可见，文学史的意义重大，不但为一般读者提供作品阅读的指南，也是严肃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其中学术研究类专著读者群为学者和高校外国文学专业师生，对严谨度和创见性要求较高。所以，外国文学史撰写和研究必须立足于科学方法，要具备学术素养和专业精神。
张：在中国这样文化传统深厚、读者人数众多的大国，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具有什么特别价值？
李：不仅限于中国，任何国家要扩展文化视野、普遍提升大众文学素养，增强民族文化活力，就要具备开放的胸怀，能吸收和传承有益的外国文学传统，那么，发展文学史研究就是当务之急。比起母语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有其特殊性，有异质、多元的内在特征。它的研究对象源自异域语言、文学和文化，存在创作和阅读两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外国文学史作能为跨文化阅读和比较研究提供便利，是促进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必不可少的文化奠基工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要保持健康、持续发展，就务必夯实基础，就要文学史先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发展迅速，读者构成背景多元、思想活跃，知识要求也有分层。因此，文学史要满足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既能向文学爱好者普及知识，也应有助于学术性教研水平的提升。当下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尤其要求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用国内外读者都能接受的中国话语，来引介世界文学的精品，这对贯彻落实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都是我在撰写英美文学史时的重要考量。总之，我们应该对外国文学史研究充满学术自信，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面对新问题。可以说，我国外国文学史的撰写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学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对外国文学的认识程度和研究水平。
张：对于国内外文学史发展，尤其是英美文学史撰写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些读者还了解有限，您能简要介绍一下吗？
李：从用途设计看，外国文学史大体分为科普、教科书和学术专著三大类。不过，这三者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功能也常有重叠。总体上，我国英美文学全面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截止到“文革”结束，还没出现有分量的文学史作，有一些关于作家、作品的零散文论或随笔，大都刊发在诸如《光明日报》和《世界文学》等知名报刊杂志。这些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篇幅有限，没有形成体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隆溪教授在《读书杂志》上就指出我国英国文学史撰写滞后、成果匮乏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水平整体显著提升，史学研究领域成果逐步增多。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地域性的欧洲、拉丁美洲文学史以及国别文学史陆续出版，迎来了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春天。其中，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是一个杰出范例。在英美文学史领域，发展势头尤其强劲，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史著，包括断代史类和文类史多种形式。比如，通史类有陈嘉教授的英语四卷本《英国文学史》、 王佐良教授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以及刘海平和王守仁教授主编的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断代史和文类史有侯维瑞教授的《现代英国小说史》、王佐良教授的《英国诗歌史》、何其莘教授的《英国戏剧史》以及侯维瑞教授与我主编的《英国小说史》等。这些文学史著作对我国英美文学的传播和教研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研究的发展。这些历史成果表明，我国的英美文学史研究已经完成了必要的基础工程，并且将面临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任务，以构建起系统科学的学术体系。
在世界范围内，撰写外国文学史的传统更加悠久，以法国为例，十九世纪的泰纳、二十世纪的儒塞朗、勒古依和卡扎米昂所著的英国文学史都可圈可点。传统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以通史或断代史为主，至今仍然是教材类文学史常用的形式，它主要立足于本质主义文学史观，注重史料与真实性的关系。但是，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在新批评派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在文学史观上出现表现各异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激进的相对主义”势头不断显现，西方学者纷纷提出各种“重写文学史”的理念。他们的颠覆精神推动了经典开放等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女性作家、族裔文学、通俗文学研究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彰显了传统文学史中长期“缺席”“隐身”或“沉默”的边缘群体。不过，对传统文学史观的解构立场也造成很多问题和混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给予甄别。目前，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国际趋势依旧是持续近半个世纪的重写和修订倾向。正是因为这种推动，与二十世纪前半叶之前的时代相比，文学史的更新速度超乎常规。以美国文学为例，美国学术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重写美国文学史的理论热点，对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和涵盖内容等展开反思。这种讨论直接带来了九十年代后两个多卷本巨著，即埃默里·埃利奥特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和萨克文·伯克维奇的《剑桥美国文学史》。这两部史著广受好评，但距离四十年代罗伯特·斯皮勒的《美国文学通史》还不到半个世纪。在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又推出大部头史著《新美国文学史》，美国学者对文学史的重写可谓动力十足。这些西方理论和实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是文化思潮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反映。
张：那么，我们国内“重构文学史”观念的学术背景是怎样的呢？在当下的中国，重构外国文学史是否具有特殊意义？
李：文学史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是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因此具有重构的内在动因。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国内学者陈众议也认为“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史的撰写和研究都有当代性问题，每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基于体验和思考进行新的表达。我国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在历史上受到国际学术范式影响，既有西学东渐的成分加入，也有前俄苏的影响。随着国家全面快速发展，我们的文化成熟度提高，文化自信加强，中国学者日益表现出独立判断和锐意创新的主体意识，这正是当下重构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现实基础。
王佐良先生曾指出，国内英国文学史撰写存在着苏联模式和英美模式。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里，前苏联的文学史模式对我国整个外国文学研究起着严格的指向作用。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是一个突出代表，它虽然也包含艺术性评价，但是格外突出政治历史背景，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尤其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在苏联模式前后，英美模式在我国文学研究和教学中体现明显。它属于传统的编年史形式，在教科书功能的文学史中运用广泛。由于种种历史政治原因，中国学者在文学史撰写方面起步较晚，存在不少空白。进入新千年后，我们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掌握更加迅捷，研究范式和学术水平也在与国际接轨。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西方兴起的“微观史学”已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获得反响。此外，社科院外文所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已经取得系列成果，陈建华任总主编的12卷《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也已面世，都推动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的发展。不过，我们需要继续深入思考和扎实工作，以便突破英美和苏联模式框架，撰写具有中国学者独创见地的外国文学史。
语言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具有民族属性和国别标志。安东尼·伯吉斯在《英语文学》中曾提出构建“国际的”英国文学的愿景：他呼吁立足语言共同性、忽略国别差异，来延伸拓展文学疆域。不过，他对此并不太自信。既然文学史书写植根于民族历史语境，我们就应正视这个问题，既要从世界角度讲好中国故事，也要以中国视角讲好世界故事，以此促进文明互鉴和民族身份认同。
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略。要适应全球化国际语境、谋求共同体的文明共建，中外文学交流无疑是一个重要途径和窗口。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要让世界文化走进来。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价值判断，做好知识引领工作。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面临“变”与“新”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迫切要求我们具有国际视野，并确立恰当的本土立场，构建成熟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国是外国文学研究大国，但还不是强国，目前我们国别文学史的建构仍不完善，很多国家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尚未出现。即使是发展较快和相对成熟的英美文学研究领域，依然面临补充完善乃至更新重构的任务。
重构文学史并不局限于内容重修，而是更高、更广和更深层面的推进。随着学术研究日趋现代化、理论化、多元化和专业化，外国文学史研究已出现明显的学术分化，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当代学者在英美文学专史领域的实践。殷企平教授的《英国小说批评史》(2001)是国内较早的文学专史研究，也是一个标志性优秀成果。在从事文学专史写作上，我与殷教授不谋而合，并且在十几年里将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规划和实践，部分实现了自己设想。可以说，文学专史写作模式是国内文学史研究演进和学术分化的结果，反映了我们外国文学史研究在理论和范式层面的深入发展状况。
张：您是乔伊斯研究专家，在意识流小说和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领域也成就突出，您近几年主编“英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5卷本)和“美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5卷本)的努力是否您对自己学术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呢？能否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情况？
李：我所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在文学史撰写方面素有传统，我本人曾经先后担任过侯维瑞教授的《英国文学通史》副主编和《英国小说史》的合作主编。我的文学史研究始于通史和断代史，然后转向文学专史模式，并产生了以新的知识逻辑来系统书写文学史的想法。这种兴趣源于我多年研读英美文学作品的积累，也包括研究现代主义文学、意识流小说以及乔伊斯著作的体悟。在治学方向上，我比较注重学术路径的探索，追求以点带面、点上突破、面上开花的渐进式发展。
我的文学专史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有《英国小说艺术史》(2003年)和《英国小说人物史》(2008年)两部专著。第二阶段是“英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2011－2012)，包括《英国文学思想史》《英国文学批评史》《英国女性小说史》《英国短篇小说史》和《英国传记发展史》五部专著。这是我国第一套英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丛书，共约220万字。它舍弃以往以宏观叙事为特征的文学通史编写模式，强调专业和学术视角，系统梳理英国文学五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轨迹，将研究对象放在自身结构传承以及与整个英国文学传统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对各时期的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给与文本细察。这套丛书先后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和“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项目，其中《英国女性小说史》被评为《中华读书报》“2011年度图书100佳”。在目前的第三阶段，我们团队将完成“美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包括《美国文学思想史》《美国文学批评史》《美国短篇小说史》《美国女性小说史》和《美国印第安文学史》五部专著，前两部已经出版，其余三部也即将面世。其中，我早期的专史《英国小说艺术史》在时隔15年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另外，《英国传记发展史》和《英国女性小说史》在出版一两年后也都重印，这表明稳定的读者群体始终存在，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力。
张：作为资深文学专史作者，您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和体会。与一般的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作相比，您认为文学专史有何区别性特点？
李：文学专史属于专项研究类史作，可以对历史上的文学思潮、流派、理论、经典作家和作品进行聚焦和深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种文学史的“诗学”流派，正如亚里士多德将诗的真理层级放在历史之上，专史的写作要超越编年史对个别和具体的过分依赖，要力图打破碎片化知识的局限，展现义理逻辑的普遍性。当前，我国外国文学史研究正向纵深发展，不但有全方位的演进，也有专题的分割。与通史、断代史等编年史相比，文学专史在研究关注点和叙述模式上都有很大区别。文学通史研究通常按照历史顺序介绍作家与作品的基本情况，其优点是全面、系统，但却因为面面俱到而难以深入，在分类和专题研究方面存在局限和结构性矛盾。文学专史有体裁史、文体史、文类史、文学批评(思潮或理论)史以及文本元素演变史等专题研究，其最显著的特点和优势就是聚焦问题，专于研究，深入探析，便于对文学某一领域的发展历史进行专门梳理和挖掘。可以说，专史是文学史撰写的新模式，它从宏大叙事转向对某一专题领域的深入探析，放弃以往通史中平分史料、均衡勾勒、按照历史顺序介绍作家与作品的基本方法，转而揭示专门领域的历史概貌、演变过程、艺术体系建构和内在逻辑机制。比如，《英国女性小说史》系统阐述英国女性小说的演变过程，既有对历史背景、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的全景式论述，也有对作家思想观念和创作倾向的深层扫描，还有对代表作品思想主题、艺术风格和美学价值的微观剖析。《英国短篇小说史》则全面阐述英国短篇小说近两百年来的发展演进，揭示其历史概貌和文类艺术价值，对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短篇小说作品的题材、形式技巧和创作风格进行总结。文学专史研究既有助于对文学分支的系统梳理，也有益于对其艺术特征和价值体系的整体把握，能促发文学专题史和文类史研究的繁衍。它既是对文学史宏观研究的补充和深化，也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反思，体现了当前国内文学史演进分化和研究范式的转型，是学术走向多元化、专题化、理论化和现代化的结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已出现中国文学专史书写的热潮，但专史在外国文学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即便在国外，高水平、影响大的学术成果也较少，几无可以参照的现成范式。应该说，专史写作反映了我国英美文学研究领域的积极变化和学术思想的进展，这是一条有意义的学术路径。
张：撰写文学史的一大难题就是材料的选择和呈现问题，在整体和局部设计中，您用来遴选作家、作品和事件的标准是什么？专史写作的呈现方法又有何技巧？
李：标准的采用涉及众多复杂因素，但归根结底是由作者的文学史观决定。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曾把传记作家比作在茫茫大海撒网的渔人：他把捕捞到的东西拣选分类，扔回大海或留为己用，但网中的少量收获远不能跟存留海中的相提并论。文学史作者也应该有这种清醒认识，知道自己能做的不过是史海钩沉。每个时代都在书写自己的文学史，文学史创新的起点就在于对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方式。文学史作者是历史中的人，难免存在主观局限性。伯纳德·伯冈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谈“最近的英国文学”时曾明确表示，他的历史论述只是做暂时性评价，并没有十足把握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伯冈济当时尚认为“妇女作家”这个专门指称没有必要，当然他就不可能将其纳入文学史的学术考察。在确定标准时，我希望理性面对这个主观性问题，做到个人学术判断与历史考据相结合，如果二者能实现合理的同构支撑，就基本达到目的。文革期间，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突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和鲜明的政治指向”，青睐研究宏大叙事的革命史诗。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就放弃这种极左立场，倡导“拨乱反正、放胆拿来，让书评回归书评”。当代的文学史应该是自信开放、海纳百川、科学求真的模式。
专史讲究史与论的有效结合，作者要兼具宏观视野和聚焦透视能力，能从文学传统的承续与交流中锤炼出“史脉”，对某一体裁或文类的性质、特征和演化规律有独到见解，在该文学专题上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外，作者还要结合共时、历时视角，在本人和他人的审美意识之间、在历代普遍认同的批评标准和当代新理论的发展之间获得某种平衡，论证才能体现深度、广度和复杂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史不能忽视事实考证，所谓史家笔法有一层含义是指资料可信度问题。我主张引证的有效性，希望引文范围广泛，来自作品、作家和批评文献等不同渠道，并能多角度论证评述观点。史料要回到源头文献、回归作品本身，慎用二手资料。同时，我们也尊重国内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体现学术史意义上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张：您总是敦促学生后辈珍惜时间，并强调选择研究方向的重要性。但文学史撰写是个艰巨的工程，容易成为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您是怎么做出这个研究选择的呢？在落实研究目标方面，能谈谈您的经验吗？
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所以必须重视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无论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还是学者个人价值实现角度看，文学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确，文学史写作工作量巨大，系列专著更是细节繁琐，没有坚定的学术信念就很难坚持。作为主编兼作者，我首先在论证设计上做充分思考，对书稿的内容性质、体例规范、质量标准设定明确要求。此外，需要组织起可靠的作者队伍，要求他们坚持专心致志、刻苦攻关的学者精神，并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大程度实现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张：除了科研工作者都应该具备的学者精神，研究和撰写文学史还应该培养哪些素质和技能呢？
李：简单而言，就是基于人文素养的学术精神，包括体验生活、把握知识和有效表达的综合能力。首先要敏锐地感知世界，才能准确把握文本。其次，要有扎实的阅读积累和思辨能力，能找出串联文学现象的线索问题，发现史料和文本引证中相互支撑的逻辑关系。最终，它体现在对史料的论证表述，能使微言大义与细节精描有机结合，做到繁简得当、拿捏有度，既有科学性，又是语言艺术。文学专史尤其蕴含“诗学”意味，能让碎片化的史料体现出内在逻辑性，有助于发掘生活表象下深藏的秩序之美，而文学史作者应是极力接近这个秩序的人。这种设想虽然有理想色彩，但只要我们认知到位，务实苦干，就有望推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张：李老师，感谢您的分享，我受益匪浅。期待早日读到您“美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新作。
(责任编辑：王金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