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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新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天津市外国文学学会会长。本次访谈涵盖了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内涵和学术意义、《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念、王立新教授目前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等内容。本次访谈尤其重视探寻王立新教授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心得。王立新教授指出,对希伯来文学文本的研究不能脱离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他强调,希伯来文学研究要统合“语言形式”“文化影响”“神权观念”和“现代诗学”四个层次和维度。

 

 

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思想和路径

———王立新教授访谈录

王旭峰

    王旭峰:王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对您进行一次深度的学术访谈,首先向您表示感谢和敬意。您在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耕耘多年,成果丰厚。请问这一研究的具体内涵和学术意义是什么?

    王立新:你好。这些年来,希伯来文学与文化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同时我还兼及其对西方文学影响的研究。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和古希腊文学与文化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两大源泉,但是两者却有着非常不同的特质:前者强调虔敬驯服、契约精神和信仰至上;后者则强调以人为本、讲求理性和英雄崇拜。在西方,这两种传统之间争论、互补,辩证发展,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耶路撒冷与雅典”传统之辩。在国际学术界,对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和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一样,属于显学。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属于上溯传统的研究,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这一研究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古代以色列民族所创造的希伯来文学、文化的理解,也是我们全面探析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础。

    王旭峰:谢谢您的介绍,看来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我看来,每一位成功的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道路。您可否为我们讲讲,是怎样的学术道路和学术历练,使您成为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

    王立新:我在希伯来文学与文化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经历,说起来话就长了。我是1980年考入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前身中文系的。在校学习期间,我就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听了很多这方面的课,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留校任教后,我有幸在老一代著名学者,我国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朱维之教授的指导下,进入了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当时,在我国高校中将希伯来文学与文化作为一个重点研究方向的还很少。朱维之教授退休后,为使南开的这一研究传统不至于中断,1994年我派赴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随许鼎新教授学习古希伯来语。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1995至1996年我又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师从艾伦·伊伯教授(Professor Irene Eber),学习希伯来文学及古代近东文化与文学,并继续学习古希伯来语。这段留学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回国后,我感觉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涉及文学与文化问题,而且和历史研究密切相关。1996年,我又师从我国世界上古、中古史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王敦书教授读博,具体研究方向就是古代以色列的民族史。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2004)出版后,成为国内学术界第一部从实证性角度系统研究古代以色列历史文化的专著。这部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学界研究犹太史、犹太文学、犹太教、犹太文化、古代近东历史文化与文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征引。2007年,我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古典与近东学系做访问学者,从事希伯来文学与古代地中海文化关系的研究。这些年来,我还在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多次进行短期学术交流。

    现在回首看来,从进入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至今,我确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学术历程。当然,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历程。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中要想有所作为,都需要经过艰苦的训练和长期的研究实践。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更多体会到的还是一种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中学习、探索、发现和创造的乐趣。这也是学术研究本身给予学者的一种珍贵回馈吧。

    王旭峰:《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出版以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感觉到,您总是能够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解析,带领我们深入这些古典文本,感受历史长河中希伯来文化变幻多姿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让您的希伯来文学研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呢?

    王立新:这本书是我对希伯来圣经文学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的一部作品。在撰写过程中,我力求达到文本分析、文学批评、思想解析和历史批判的统一。文本分析是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文学批评是我研究的本职工作和专业聚焦点,思想解析是深度的需要,历史批判则是整个研究可靠性的锚点。我们知道,圣经时代、古代以色列民族生活的时期与现在的我们既有历史距离,又有地理和文化距离。因此,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我们还必须时时审视和反思自己的研究立场、知识结构和阐释方法,以保证研究建立在一个适度合理的基础上。有几点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首先,我们对希伯来圣经文学的研究必须是一种学术性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客观性”的研究。虽然有学者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难以做到纯粹的价值中立,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不断反思自己学术立场,使自己的研究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在研究《希伯来圣经》这样带有强烈宗教色彩和历史特性的文本时,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其次,在坚持学术性和“客观性”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尤其是其文化特质。必须承认,《希伯来圣经》不是普通的文献,而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典:无论其最初的作者和接受者,还是后来诸多研究者和阐释者,对这部经典都有着独特的认识和定位。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真正去把握《希伯来圣经》的精神特质,认识其接受史和阐释史,进而理解其丰富性、深刻性和独特的美学意义。第三,对《希伯来圣经》的研究,应该尽量坚持历史意识,同时又要承认其内在统一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希伯来圣经》是在具体详实的历史中演变和形成的;同时,历史形成的《希伯来圣经》在结构、表意和审美等方面,又都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整一性的。最后,研究《希伯来圣经》这样的古典文献,无论从何种角度切入,都必须坚持综合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研究古典文献的目的,是发掘和阐释内蕴于古典文献本身的诸多特征。我们的研究必须以古典文献本身为目的,理论和方法的很多划分只是近代的产物,不可削足适履。

    王旭峰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您多次提到的《希伯来圣经》,究竟是怎样的一部经典?您可否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王立新:好的。《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文学和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我们现在常见的《希伯来圣经》在内容上相当于基督教新教《圣经》中的《旧约》部分。在希伯来—犹太民族传统中,《希伯来圣经》被称为《塔纳赫》。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是《旧约》的中译本或英译本,《希伯来圣经》其实是由古希伯来语写成的,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妥拉》、《耐维姆》和《凯图维姆》。《妥拉》的意思是“律法”;《耐维姆》的意思是“众先知”、先知书;《凯图维姆》的意思“作品集”。《希伯来圣经》与《旧约》内容相同,但是分卷方法和结构方式并不一样。根据《塔木德》的传统,《希伯来圣经》共分24卷;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分卷方法,根据马所拉犹太学者传统加注元音符号的《标准犹太圣经》,是分39卷的。《希伯来圣经》是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对古代希伯来—犹太民族来说,《希伯来圣经》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希伯来圣经》并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它是古代以色列民族文化的文献总汇,其成书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其正典化则是多种因素合力形成的结果。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从希伯来—犹太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希伯来圣经》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而没有散失,主要是因为其是希伯来—犹太民族重要的宗教经典,在希伯来—犹太人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希伯来圣经》,总体上反映的是正典化时期成熟的宗教神学观念;不过,我们也能从中看到族长时期的希伯来人信仰、民族形成和国家建立后的古代以色列民族信仰等。从文学的角度看,《希伯来圣经》是具有极高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文学经典,其语言表述优、文学样式多样、思想内涵深刻、旨趣庄严崇高。总之,《希伯来圣经》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王旭峰王老师,我知道您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伯来文学经典与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文学、文化交流研究”。我们知道,地中海周边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区域,历来受到西方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那么,希伯来文学经典和地中海文化圈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您为什么要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王立新: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界中,任何生物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和单独生存;生物必须存在于生态系统中;而且,也只有在生态系统中,我们才能理解和解释生物的存在状态。文学和文化同样如此。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也不可能是绝对独立和单源的。古代希伯来文化和文学就是在古代地中海文化圈这样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就希伯来文学而言,其是在接受这个文化圈内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并最终超越这种影响的基础上,才最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审美特质。因此,我们要理解希伯来文学的特质,就必须将其还原回孕育它的地中海文化生态系统中。可以说,将希伯来文学与古代地中海文化圈相联系,既是深入研究希伯来文学的需要,也是完整、系统、深入地研究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部文学与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希伯来系列文学经典(如《希伯来圣经》、希伯来“次经”、希伯来“伪经”)为核心考察这一交流关系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明显地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前;那时的希伯来文学主要与地中海文化圈的东部世界,即与古代近东地区的文学、文化关系密切。第二阶段是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3年左右;这一阶段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希腊化时期;伴随着希腊化的进程,整个地中海文化圈的文学与文化都形成了东西交流的风尚;此时的希伯来文学则较多受到来自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影响。

    在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文学的发展非常繁荣。从文学类别上来看,这一历史地区的各民族国家,在诸如神话、传说、史诗、先知文学、启示文学、智慧文学、历史文学、故事、诗歌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这一历史地区的文学,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关系,而希伯来系列经典恰恰在这一交流关系中居于一个核心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希伯来圣经》、希伯来“次经”和希伯来“伪经”为代表的古希伯来系列经典,是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丰富的文化因素和多民族文学影响下形成的瑰宝和文化集大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理解希伯来文学,不能脱离地中海文化。

    王旭峰王老师,谈到地中海,可能很多人头脑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地理概念甚至旅游概念。而根据您的解释,您所说的古代地中海,应该是一个地理、历史和文化叠合的概念。那么,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究竟是怎样的呢?

    王立新:是的。我所说的地中海,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地中海;而我所谈论的,则以希伯来系列经典的产生为线索,主要是地中海地区的文学和文化。具体而言,从时间上看,这一阶段的古代地中海文化圈特指从公元前2千纪初苏美尔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开始,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前后古代巴勒斯坦地区希腊化时代结束的这一历史时期;从地理上看,古代地中海世界是由多个民族和国家所构成的;其主要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北非和古代希腊—小亚细亚三个具有密切联系的文化区域。在这一时空范围内,地中海东部地区先后出现了苏美尔、埃及、阿卡德、古巴比伦、古代以色列、亚述、赫梯、新巴比伦、波斯等国家和其他一些较小的国家。地中海西部地区则出现了古代希腊诸城邦国家,马其顿,以及横跨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分裂后在欧洲地区的马其顿王国、北非地区的托勒密王国、西亚地区的塞琉古王国等。它们以自己丰富多彩的精神创造,共同缔造了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文学与文化的辉煌成就,产生了众多的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文本。

    王旭峰王老师,听了您的介绍,我感觉这项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非常庞大的。对于庞大的研究对象,学者们一般会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入手点介入展开。您认为,对希伯来文学和古代地中海文化圈进行研究,有哪些好的入手点?

    王立新:对希伯来文学和古代地中海文化圈进行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入手点很多;这可以说是一个学术富矿和宝藏。我简单谈几点。

    首先,我们可以着手进行基本文献的整理汇编、翻译和注释工作。我们知道,准确可靠的文献是学术研究开展的基础。就目前的情况看,我们首先必须在基础文献方面做一些扎实的工作。例如,我们需要从大量相关的文学与文化史料中,按照时间先后和民族、国家的板块,精选原始文献予以翻译、注释和汇编。这一基础文献工作是利人利己的,其不仅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研究,也会为国内学界外国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与文化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者们提供进一步研究的便利。

    第二,我们还可以在比较的视野中,展开对希伯来文学经典的研究。比如,我们可以进行希伯来神话、传说与苏美尔、古巴比伦、乌迦里特神话、史诗的比较研究,希伯来先知文学与古代马里、亚述、迦南和埃及先知文学的比较研究,希伯来智慧文学与两河流域、古埃及智慧文学的比较研究,希伯来历史文学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历史文学的比较研究,希伯来诗歌类型与美索不达米亚诗歌类型的比较研究等等。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文类、体裁、素材、母题、意象与形象、叙述模式与抒情模式、文本结构的构成方式、主题意蕴、宗教观念与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比较、梳理希伯来文学经典在接受古地中海文化圈内其他民族、国家文学与文化影响的基础上,是如何超越这种影响,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学与文化经典、独特的思想文化观念和民族审美特质的。

    第三,我们还可以进行关于希伯来文学经典与地中海文化圈内文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古代地中海文化圈的整体视野出发,以实证性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史料为基础,循着该区域历史文化纵向与横向发展、传播的经纬,探赜索幽,史论结合,论述希腊化之前和希腊化时代两个时期中,希伯来系列文学经典与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文学与文化交流、影响的状况及其复杂关系。

    总之,除了希伯来—犹太民族以及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外,地中海文化圈覆盖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很多,而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与文化又是我们以往了解的不太多的,因此这一研究还是充满了可能性。同时,这一情况又使得这一研究仿佛是一场学术探险活动,充满了乐趣和惊喜。

    王旭峰您的这一研究似乎也突破了我们对外国文学研究的一般认识和理解。一般来说,外国文学研究通常是围绕经典作家和作品展开的;对经典作品的阐释以及对作家思想的研究,是外国文学研究的常见思路和主题。您现在将特定民族的文学置于断代史和区域文化中进行研究,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外国文学研究的一般模式,令人眼界大开。我想,这样的研究一旦完成,研究者所面对、掌握和发言的对象,就不再仅仅是作家和文学文本了,而是时代、地区和国家;其阐释的最终目标,也必然不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意义挖掘,而更多指向了文明、历史和现实。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这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研究境界。这是您一直以来自觉的学术追求么?

    王立新: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我进行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一些关键想法和核心理念。我试着总结一下。我一直相信,对希伯来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应该从简单的文学文本研究转向将文本研究和区域、文化圈研究相结合,在更广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处理希伯来文学文本。我们目前进行的希伯来文学经典与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文学、文化交流研究,就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和研究路径。这既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选择上,即要将古希伯来文学置于古代地中海文化圈中进行研究;也表现在研究思路和学术追求上,即要突破文学研究、语言研究、历史研究和宗教研究等的界限,全面推进对希伯来文学的研究和理解,进而创造新的知识和认识体系。

    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我们研究希伯来神话的形成这一问题。首先,研究希伯来神话的形成,不能局限于研究希伯来神话本身,而应该将其置于与两河流域神话的关系场中进行研究。其次,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具备跨学科知识,要能够调动多种理论、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介入。具体而言,首先必须有相应的语言基础和语言能力,因为要进行原始文献的释读和词汇含义的辨析,没有这种能力,此类研究就缺乏说服力。其次,还必须有扎实的历史学和宗教学基础,要能对“一神信仰”与“多神信仰”的观念,进行历史和宗教学层面的比较和分析。最后,还要有文本细读和解析的能力,因为我们需要对不同神话的叙事结构进行文本层面的分析、比较和批评。所以你看,缺乏对研究对象复杂性和文化关联性的理解,或者学科视野与研究方法过于单一,都是无法达成研究目标的。

    我还要强调的是,在历史、区域和文化圈的大背景中展开研究,首先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既能返回历史又能以历史的眼光展开研究,注重探讨文类的变迁、观念的历史和思想的历程等。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研究很容易陷入空谈。其次,在研究中要将“语言形式”“文化影响”“神权观念”和“现代诗学”四重维度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创新性的话语诠释体系。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研究理念和研究思路并非凭空而来,这也是由研究对象的特质决定的。在希伯来经典产生的漫长年代中,希伯来—犹太民族还没有我们现在这种高度分化和复杂的学科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认知模式。必须承认,学科的高度分化和细化是有其两面性的,一方面能够深化人们在某一领域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也会窄化、局限甚至限制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如果意识不到我们的这种认知特点或认识局限,简单地以这种认识模式来考察希伯来经典,就很容易造成理解和阐释的错位。

    王旭峰王老师,您提到在希伯来文学研究中,“要将‘语言形式’‘文化影响’‘神权观念’和‘现代诗学’四重维度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创新性的话语诠释体系。”这一高度概括的提法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提法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您能否再详细阐释一下?

    王立新:好的,上面谈到了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这句话实际上是关于进行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四个重要层面或四项重要工作。我就以《希伯来圣经》研究为例,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首先是“语言形式”问题。我一直认为,不了解语言和语言的特点,就无法研究文学,在希伯来文学研究中尤其如此。尽管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多种《圣经》译本,但是译本终究无法替代原文,对古希伯来语语言特征的理解,无论对于《希伯来圣经》中韵文体的诗歌研究还是散文体的叙事研究,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我首先强调了“语言形式”研究的意义。其次是“文化影响”问题。古希伯来文学从内容、观念的演进到各种具体的文类形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将其与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特别是古代近东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时,可以充分验证这一结论;因此,文化影响的因素在我们的研究中必须予以关注。第三是“神权观念”问题。虽然《希伯来圣经》的各卷文本完成时间不一,甚至某些经卷的不同章节都可以在结构上区分出不同的资料来源;然而,就其最终形态而论,无论是整部经典还是某一具体的经卷,都呈现出神意决定论主导下的一种“有目的性”叙述的特征。因此,在研究希伯来圣经文学时,我们必须关注其中所反映出的神权观念的复杂内涵。最后是“现代诗学”问题。一方面,我们研究的是古典文本,但是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不能停留在古代,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是“现代”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文学研究这一基本视角,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是“诗学”的。立足于现代诗学理论,与时俱进地探讨《希伯来圣经》的品格,是我们的研究不落后于时代、不失去文学自身焦点的重要保证。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认识,我才提出必须将“语言形式”“文化影响”“神权观”和“现代诗学”四重维度结合起来。

    王旭峰谢谢您的详细阐释。王老师,我还想问问您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些感想、体验和心得。我觉得这些对学者的成长来说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在学术研究中,您曾经有过艰苦感和孤独感么?又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在这一领域长期坚守和耕耘的?

    王立新:学术研究肯定有其艰苦性。学术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劳动,其和任何劳动一样,需要学者在时间、体力、精力方面的巨大付出。此外,在认识层面,学术研究还需要学者克服自己在知识、思想和认识视野等方面的种种局限和限制,在未知的学术领域进行艰苦的探索。实际上,任何学术上的发现和创建,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得的。任何一个新概念、一种新阐释、一条新结论的提出,都需通过长期的思考和反复详细的论证。这个过程必然是艰苦的甚至艰难的。不过,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也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从另一角度讲,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修炼和提升的过程。进行学术研究,同时也是在磨炼自己的心性和意志。坚持、耐力、勇气、信心和顽强的意志,有时候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学术品质。至于你所说的学术研究中的孤独感,可能是指个人在进行学术探索过程中所要进行的独立思考和独立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孤独和孤独感也是必然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在一个传统和学术共同体中进行研究的。比如从事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你不仅会面对文本中、历史上丰富多彩的人物、事件、思想和传统,而且还会遇到数百年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和他们的学术经历、学术探索、学术思想甚至学术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不是孤独的。

    谈到信念问题,我相信学者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方面是学科的和学术的。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包括与其密切相关的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的文学与文化、“两希”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历史悠久的特色学术领域。南开的老一辈学人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开启了一个传统。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一学术传统传承下去。另一方面,从一个更大的角度讲,学者和学术研究有服务社会、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在不同的时代,学术研究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使命。今天,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在向世界提出中国的主张、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王旭峰感谢王老师。通过这次访谈,相信大家不仅对希伯来文学与文化这个研究领域有了深入的认识,而且对您进行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思想、路径方法和研究心得等,也都有了深切的理解。再一次向您表达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王立新:也谢谢你的提问,有机会再聊。

 

                                                    (责任编辑:任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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