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雷教授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理事、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目前担任《中国翻译》、《东方翻译》等期刊编委及多份学术期刊审稿人。多年来，穆雷教授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建设工作，在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史、语言服务等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受《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委托，笔者有幸对穆雷教授进行采访。访谈中，穆教授分析了翻译史研究对促进学科建设的作用，梳理了翻译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并向青年研究者推荐了经典书目《历史上的翻译家》，最后结合自身学术经验就我国翻译史研究者学术能力的培养给出了建议。

 

 

千年译路、牢记历史 ——穆雷教授访谈录

王莹

        近日，笔者有幸受《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委托，对穆雷教授就翻译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进行采访。访谈内容整理如下：

    王莹（以下简称王）：穆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您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积极投身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亲历我国翻译学科的诞生与发展。您能否大致介绍一下翻译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穆雷（以下简称穆）：感谢《山东外语教学》提供的交流机会，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研究经历和体会。虽然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中源远流长，但翻译学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在我国从无到有、再到如今的蓬勃发展，只有30多年的时间，相较其他传统学科来说，其历史并不长。1987年，首届全国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全国第一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举行，揭开了大规模翻译理论和学科理论研究的序幕，见证了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的蹒跚起步。起初，部分学者对翻译学是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出了质疑，但一大批中青年学子反复对翻译学科定位进行论证，一代代人才陆续加入翻译研究与教学队伍，推动了翻译学科身份的确立与快速发展。这里要感谢他们。如今，我国翻译学科建设和职业化翻译人才培养的规模与成就举世瞩目。2017年，中国翻译学科建设30年高层论坛在青岛举行，为我们明确了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

    王：您一直密切关注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女性翻译家、军事翻译史等研究方法上有许多独到见解。宏观上您怎样看待翻译史研究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穆：不仅是翻译学，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规模，其研究者都会产生自觉的历史意识。翻译史作为学科史，对翻译学科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学科认同和学科发展都离不开对翻译活动的过去、今日及未来不断深入的认识。同时，翻译史也是翻译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重要的跨学科领域，研究者对史实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必须借鉴历史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史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王：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国翻译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请您介绍一下翻译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现存的问题。

    穆：翻译史研究作为翻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本世纪国内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从我的团队对翻译学研究成果的统计分析来看，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呈现出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首先，1949至2000年间，国内35种外语类期刊刊载的翻译史研究论文很少，而2000至2016年间猛增至约700篇，其中有近600篇发表于近10年内。同时，自1984年马祖毅出版我国第一部翻译史专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截至2016年，我国已经出版翻译史著作约190部。另外，自199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首次设立翻译研究项目截至2016年，翻译史研究立项已经超过100项，在目前国家社科翻译研究项目中占比最大。同时，1992至2016年，翻译史研究在中国翻译研究博士论文总数中占比33.5%，受到历届博士生的青睐。

    除研究数量的激增外，我国翻译史研究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翻译史研究的跨学科本质决定了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多样性——历史学、社会学、汉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纷纷加入。同时，针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不断加强，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已经连续主办五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为有志从事翻译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及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和学术交流平台。

    但与国内学者对翻译史研究不断高涨的热情不符的是，我们对国外翻译史研究成果的掌握尚显不足。另外，科学方法论的缺失使不少研究流于对史料的简单描述，未能深入探讨翻译史研究对翻译实践、翻译理论乃至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王：非常感谢！针对国内学者对国外翻译史研究成果掌握不足这一现象，您能否为有兴趣从事翻译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推荐一些阅读书目。

    穆：我首先会推荐《历史上的翻译家》(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作为必读书目。这本著作由国际翻译联盟翻译史委员会主任让·德利尔(Jean Delisle)和副主任朱迪斯·伍兹沃斯(Judith Woodsworth)联袂主编。1963年，国际译联在克罗地亚召开第四次大会，一致决议编写一部世界翻译通史，但这一项目没有立刻得到重视。1966年，国际译联决定成立翻译史委员会，全面开展这一“世界翻译百科全书”的撰写工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译联的支持下，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该书的撰写、翻译和校订工作，最终于1995年出版英文版和法文版。此后，编者对该书进行了补充修订，2007年出版了法语修订版，2012年英语修订版问世。翻译界和史学界学者倾力合作，不仅保证了该书在翻译史研究上的权威性，同时也使它跳出翻译研究的范围，通过剖析译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作用，勾勒出世界文化交流史的蓝图。

    王：2012年的英文修订版与第一版相比主要有哪些不同？

    穆：通过对比1995年和2012年的两个英文版本，我认为新版主要作出了以下补充和修订。第一是内容的扩充，修订版增加了21世纪翻译的重新界定、东方宗教典籍翻译史、词典在翻译活动中的发展与演变等内容；同时，考虑到科技发展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编者新增了对机器翻译历史与发展的讨论。第二是信息的更新，如全球语言和翻译协会数据的更新和参考文献的新增。第三，我们对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的认识的不断发展令翻译史研究术语的使用随之变化，如第四章小节标题修改了“古印度作为世界知识中心”的表述，强调知识中心的多极化。第四，编者对第一版中存在争议的信息进行了核实和说明，如增加了第四章中对“托莱多翻译院”的性质和范围的讨论。最后还有一些细节上的修订，包括术语规范(如编者将“unilingual dictionaries”改为“monolingual dictionaries”)，删除“推荐阅读”部分，更换插图和调整排版等。

    王：感谢您细致的比较。您能否从该书的特色谈一谈翻译史研究应重点关注的因素？

    穆：总体来看，《历史上的翻译家》筛选了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译者个人或群体，以与翻译活动相关的不同社会领域为横轴、以时间脉络为纵轴，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该书主题广阔、史实丰厚，作为翻译史百科全书可谓实至名归。其特色主要体现在研究类型和视角、叙事风格以及所涉及的中国元素三大方面，我认为这些也是我们在翻译史研究中应该重视的三个方面。

    第一，翻译史研究的类型是多样的，许钧、朱玉彬将翻译史研究划分为国别研究、时期研究、译者研究、理论研究、翻译机构和出版社翻译贡献研究以及专题分类个案研究六大类。安东尼·皮姆在讨论翻译史研究方法时曾提出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既不是翻译文本，也不是社会语境和语言特点，而是肩负社会责任的译者，只有通过对译者和他们所在的社会环境、客户、赞助人和读者等相关因素进行研究，才能理解特定背景下某一具体的翻译活动。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历史上的翻译家》聚焦于有特定社会关系的译者个体或群体，探索不同时空和地域的译者对文化、宗教、政治、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

    该著作从跨主题、跨时空和跨文化的不同视角出发，使研究不拘泥于对史料的描述，译者的形象被刻画得更加立体、鲜活。首先，该书九大章是切入翻译家研究的主要视角，各章主题既有独立的代表性，又相互关联，如宗教传播与民族语言、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在论述时相互照应。其次，该书总体上是以时间发展为脉络，从两河流域的翻译与字母的发明逐渐过渡到20世纪中期的口译职业发展史。编者在各章相应的主题下选择不同历史阶段贡献突出的译者，结合其区域性翻译活动进行详述。同时，20个国家50多位学者的通力合作令该书所涉空间跨度极大，涵盖了当今亚、欧、北美、南美及大洋洲的主要国家。此外，该书所选择的译者和他们的翻译活动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翻译史研究的跨文化视角，编者摈弃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同时介绍了以宗教、哲学翻译为典型活动的中国古代文明，多文化、多语言的古印度文明，以巴雅文化为代表的非洲部落文明等，突显了译者传递文化、思想的使命。

    第二，翻译家研究由于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不可能做到“大而全”，另一方面不能陷入过于“小而精”的细节描述而无法有效结合“史”与“证”。《历史上的翻译家》基本围绕方梦之、庄智象所提出的“何许人？为何译？译什么？怎样译？译效何？”五大问题，较好地实现了以叙为主、史论结合的学科史研究思路。首先叙述译者的生平，其翻译活动、典型事件或作品，其翻译思想、原则、策略和方法；然后在章节始末加入对这一主题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介绍，以及对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社会影响的充分讨论。如第三章在讨论译者对民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时，作者将翻译研究与新古典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探究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动机、原则、策略及贡献。

    在语言表述上，该书较少对史料进行大段的直接引用，而是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和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表达，有声有色地娓娓道来，增加了研究成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排版上，书中所配插图、注释采用了尾注而非脚注的形式，尽可能地使阅读简洁流畅。

    对中国翻译家及翻译发展史的多处着墨是该书的第三个特色，从此可以看出中国翻译活动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例如，该书第四章和第六章对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家和翻译活动作了详细介绍，包含了早期的知识从古代中国传播到古希腊古罗马，蔡伦纸促进了译作的保存与流通，以及从东汉到近代中国的佛教典籍翻译活动等内容。书中纪录了安世高、鸠摩罗什和玄奘等翻译家的翻译成果和翻译思想，特别介绍了玄奘在大雁塔主持译场和当时口传、笔授、证义的集体译经模式。此外还提到了东汉末年到明清时期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翻译家对西方医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的译介，其中包含对华蘅芳、傅兰雅、林则徐、魏源等科学翻译先驱的介绍和讨论。

    除了对中国古代及近代翻译活动的关注之外，修订版中编者还新增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一轮翻译高潮的讨论，我国实用文体翻译的迅猛发展、翻译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已成为世界翻译史研究新的关注点。国际译学界在翻译史研究中越来越重视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上的传播与影响，国内翻译史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译学界的认可。

    王：古往今来，我国翻译人才辈出，但由于史料的缺失和研究手段的局限，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翻译家的研究较为零散。您怎样看待翻译家研究在我国的发展？

    穆：这并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1972年霍姆斯发表里程碑式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划分了翻译研究领域，之后40多年学界对此展开充分的讨论，不少学者提出了批评和补充建议，我也曾就翻译研究分类提出自己的看法。霍姆斯分类中翻译史研究的缺失是值得商榷的一点。正如前面谈到过的，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科建设的支柱之一，也是翻译学和史学的交叉研究领域。而人物史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翻译史学意识的巩固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的翻译史研究多以文学翻译为重心，如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孙致礼的《1946－1966：我国英美文学的翻译概论》、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任淑坤的《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等。而要推进翻译史研究的全面发展，必须加大对翻译家的重视，同时看到非文学领域翻译家的作用。正如方梦之、庄智象提出的，我们必须挖掘与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学传播等相关的翻译史料和翻译家，实现研究自文学翻译史向文化交流史的转变。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翻译史、翻译家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已开展了一些翻译家国别研究、地域性研究和个案研究，并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方梦之、庄智象的《中国翻译家研究》，该书分历代、民国、当代三卷，系统论述了近百位翻译家在我国历史、文化、教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体现出我国翻译家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正不断完善。另外，一些研究者开展了诸如福建、浙江和广西翻译家等研究，尝试探索翻译家的区域性活动如何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分析翻译家的译学思想对翻译理论发展创新的推动作用。最后，我们看到近、现、当代翻译家的个案研究越来越细化，研究对象包括严复、傅雷、许渊冲、葛浩文、白睿文等知名翻译家，从对静态翻译产品的关注逐渐扩大到对译者主体性、翻译思想、意识形态和权利话语与译者所在文化、社会背景的互动。史料收集方面，除翻译文本等一手文献外，译者序、日记、访谈、报道等多种材料从不同角度丰富了翻译家研究的内容。总体而言，翻译家研究目前正受到学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关注，符合我国以史为鉴、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文学翻译史研究将继续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学界也将加大对我国军事翻译史、少数民族翻译史、译介史的研究；除此之外，随着数据收集、分析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发展，现当代口译史研究的滞后状态也会有所改善。

    王：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对翻译史研究产生了兴趣，您认为翻译史研究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有哪些方面的要求？

    穆：有几点要求在我看来是非常必要的。第一，翻译史研究本质上属于实证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史料的挖掘和考证之上。然而，研究成果统计分析显示，目前不少研究者将论证建立在对二、三手资料的直接引用上，没有考证文献源头。史料挖掘和占有的不足正是我国翻译史研究的薄弱之处。要想做好翻译史研究，研究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外语能力和对翻译理论及现象的系统认识，还应经过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培养挖掘、获取资料的能力，鉴别文献价值的能力和文献阅读能力，尤其是对古文史料的阅读能力。这要求我们在翻译史研究人才培养中重视跨学科训练。

    第二，翻译史研究同其他史学研究一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要求研究者有科学的方法论意识，尊崇史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方法——即在认识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搜集、整理、运用、分析和提炼历史事实，以实现一定的认识和研究目的，探寻历史规律，解决研究问题。因此，研究者需具备较好综合分析能力，在开展具体研究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历史学方法、民族学方法、人类学方法)，在分析史料时采取逻辑分析法、历时比较分析法、历史综合分析法等不同角度。

    第三，我认为翻译史研究者应具备清晰的理论意识和理论创新能力，既要充分占有史料、客观描述史实，又要做到史论结合，总结翻译活动中的客观规律，推动翻译及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翻译史研究成果分析来看，有些翻译史研究成果流于对史料的微观描述，忽视了宏观层面上对理论和价值的讨论。理论思辨和创新能力的缺乏是目前翻译史研究发展遭遇瓶颈的另一原因。如果我们能跳出对东西方翻译史的简单割裂，看到中国翻译史研究在世界翻译实践史、理论史发展中的作用，那么未来的翻译史研究将会在科学性和系统性上极大地推动翻译学科的发展。

    王：非常感谢。最后，请问您如何看待译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穆：译者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译者是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许多重大时刻和重要事件(如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另一方面，译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文字发明到宗教、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许多优秀的译者同时也是语言学家、宗教改革家、文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回望历史，译者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伟大的翻译家在履行知识传播、文化交流的社会责任时，遭到不平等的对待，甚至付出生命。今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做到牢记历史，以史为鉴。

    王：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今后能有机会继续与您交流。

 

 （责任编辑：张羽佳）